在人们的认知中，普遍认为我国的葡萄是由西亚地区传入的，果真如此吗？作为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中国古代先民，在北方独立驯化了粟、黍两种小米、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独立驯化了稻米，有没有尝试驯化野生葡萄属植物呢？
这个问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年轻的科研人员钟华、杨金刚、刘楠给出了答案：有！
中华本土葡萄属植株。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明确出现的驯化葡萄，是从西方传入的欧亚种葡萄，最早于2300年前的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被发现，西汉时期又被带入内地。对于我国本土的葡萄属植物，虽然不断发现相关考古遗存，先秦文献里也有记载，但是往往被当作野生采集类资源，其种源序列属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钟华、杨金刚、刘楠来自社科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的植物考古实验室，这是我国最早开设的植物考古实验室之一，20多年积累了全国近200处遗址的大量植物考古样品。其中，葡萄属种子样品时间跨度长，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到青铜时代，再到历史时期，为研究本土葡萄属植物提供了长序列、体系化的实物材料。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出土的葡萄属种子遗存。
他们研究的葡萄属种子来源于全国广大区域的20多处考古遗址，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北京东胡林遗址、河南贾湖遗址、裴李岗遗址，青铜时代早期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和历史时期的内蒙古辽上京城址。研究中，他们一方面运用常规植物考古研究手段，包括植物样品采集、浮选、实验室鉴定、测量等，从尺寸、形状等方面观察葡萄属种子特征。另一方面，结合考古时空分布特点、木材考古和“货币作物”分析等方法，综合探讨葡萄属植物的早期栽培情况。
西汉以降考古出土的葡萄属种子，只有1是欧亚种葡萄。
钟华博士说：“我们发现，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到历史时期，种子的长宽、形状并没有明显时代性变化。不过，由于葡萄属种子多以炭化形式保存，难以提取DNA有效信息，无法判断其繁殖方式。加上葡萄串结构、果肉含量、甜度等信息目前无法通过考古材料获知，所以，我们无法通过考古证据明确判断本土葡萄属植物是否为古人所驯化。”
即便如此，三位科研人员还是依据研究做出判断：早在西方欧亚种葡萄传入我国之前，中国本土就已经存在持续了数千年的葡萄属植物资源利用史，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中华先民们很可能已经对本土的葡萄属植物进行了早期栽培。后来西方葡萄传入后，并没有“代替”本土葡萄，两者“共处一室”，长期并存。这个判断的依据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时空分布显示是植物资源利用。中原地区龙山、二里头时期，葡萄属种子的大量发现与狩猎采集经济体系关系不大，也不是传统旱作农业的延续，应是一种新兴的植物资源利用方式。
第二，遗址中有“配套证据”。以二里头遗址为例，葡萄籽和葡萄藤同时出现，大量其他核果类果核与此对应的果树木炭在遗址中同时出土，显示葡萄属植物很可能已经在遗址周边栽种。
第三，具备栽培“硬件条件”。有学者把水果类植物资源称为“货币作物”，而栽培这类作物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即相当稳定的农业定居方式作为基础、必须保障主要粮食的供给充足、活跃的交流贸易网。而在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早期，这些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钟华表示，中国具有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人群栽培本土葡萄属植物以及背后的动因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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